肺癌是目前全球第一位恶性肿瘤。 据 GLOBOCAN(全球癌症观察站) 2012的估计， 全球肺癌新发病例为 182 万，占全部肿瘤的 12.9%；死亡病例 159 万，占全部肿瘤的19.4% [1]。在我国，肺癌也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2015 年肺癌发病例数达73万，死亡例数达61万 [2]。2020年全球肺癌死亡病例数已达180万例 [3, 4]。肺癌已被政府列为今后癌症防治的重点。
肺癌，也称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气管、支气管黏膜或腺体起源的最常见肺部恶性肿瘤。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变异细胞在肺部不受控制地生长时肺癌就开始了[4]。
根据形态组织学,肺癌可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和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前者又分为鳞癌、腺癌、大细胞肺癌等。其中，NSCLC约占全部肺癌病例的85%，起源于呼吸道上皮细胞，生长较缓慢。SCLC是一种神经内分泌来源的高度侵袭性(生长迅速)肿瘤,约占15% [5]。根据美国退伍军人肺癌协会分期，小细胞肺癌可以分为局限期(limited stage)和广泛期(extensive stage)。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imited 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LS-SCLC)约占 1/3，指病变局限于一侧胸腔、同侧肺门、同侧锁骨上区、双侧纵隔，且能被纳入一个放射治疗野内;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extensive stage-SCLC，ES-SCLC) 指病变超过一侧胸腔，包括血行转移，恶性胸腔、心包积液等。[11,12及其参考文献]。
另外，中心性肺癌的定义也在此阐述。中心型肺癌是指发生于支气管、叶支气管即肺段支气管以上的肺部恶性肿瘤，距离支气管树周围约2 cm区域。
世界卫生组织总结的肺癌最常见症状包括：不消停的咳嗽；胸痛；呼吸短促；咳血；疲劳；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肺部感染不断复发 [4]。
从癌症发展的时期而言，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胸部胀痛(疼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气闷等，很容易忽略。晚期症状包括：面、颈部水肿；声音嘶哑；气促。
需要注意的是，肺部作为体内血液与外界空气交换的媒介，每日流经肺部的血液量极大，早期的病变细胞容易进入血液中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发现的首发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朦。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不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且即使增加食欲也无济于事。
大多数肺癌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咳嗽、发热、恶性胸水、咳血等诸多并发症亦随之而来，很多患者常死于肺癌的并发症。此外，在肺癌治疗过程中可能会损伤癌细胞周围的组织。近年来，研究报道相对较多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放疗并发症包括：中央气道损伤，食管不良反应，血管损伤，自发性气胸和其他肺毒性，放射性肺炎，胸壁和皮肤不良反应，臂丛神经损伤等 [6]。
中央气道损伤常发生于中心性肺癌治疗中。由于中心型肺癌靠近中央气道，治疗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剂量相关性损伤，导致肺不张，气道狭窄、坏死、瘘等的发生。食管不良反应是 治疗中心型肺癌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从比较轻的食管炎到食管狭窄、穿孔、气管食管瘘。中心型肺癌在进行放疗过程中，附近血管也会受到大剂量辐射。尽管目前认为血管也耐受很高的放疗剂量，但是也可能会导致血管的严重损伤，如：主动脉瘤、主动脉破裂甚至咯血和肺出血。放射性肺炎(radiation pneumonitis，RP)是SBRT 最常见的放疗不良反应，也是限制放疗剂量的主要因素。RP 从表现无症状仅能从影像学检查发现到伴有咳嗽、气短，甚至需要机械辅助通气，大部分症状较轻，但是仍有部分患者症状严重。胸壁损伤(神经性疼痛、肋骨骨折等)和皮肤损伤(皮肤纤维化、皮肤溃疡等)容易发生在肿瘤距胸壁较近的位置。在常规放疗中臂丛神经损伤非常罕见，发生率仅为1%~6% [6及其参考文献]。
肺癌的诊断方法包括身体检查、影像学检查（如胸部X线检查、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使用支气管镜检查肺的内部、采集组织样本（活检）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和确定具体亚型（NSCLC或SCLC），以及分子检测以确定特定的基因突变或生物标志物，用以指导最佳治疗方案。以下内容主要参考文献7及其中所含文献。
1.胸部Ｘ线：胸部Ｘ线检查因其操作简便、经济易行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因其二维成像特性，分辨率较差，存在一定局限性，特别是在病灶较小或与周围组织结构重叠时，易导致漏诊、误诊或图像不清晰。 目前，胸部Ｘ线检查主要用于健康体检中的常规项目或围手术期的床旁复查，基本不被推荐作为肺癌的早期筛查的手段。
2.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相比常规X线胸片，胸部CT具备更高的图像分辨率，能够有效发现肺部微小病变，是肺癌早期筛查主要的影像学检查手段。特别是低剂量螺旋CT (LDCT)，与常规CT相比，其辐射剂量更低，能显著减少电离辐射暴露的风险，推荐用于早期肺结节的初次筛查。
3.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PET-CT结合了两种技术的优势，PET利用正电子核素放射物作为示踪剂，通过检测示踪剂的分布情况，提供详细的病变功能和代谢等分子信息，CT技术则能精确定位病灶的具体解剖位置。 这种整合使得PET-CT能够在同一设备上将不同性质的图像同机融合显示，具备灵敏、准确、特异和定位精确等优点，在肿瘤的诊断、分期、治疗和疗效评价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但PET-CT检查辐射剂量大、价格昂贵，在诊断时也存在约6.5％假阳性率。故通常不推荐作为早期肺癌常规的筛查方法，而更常用于肺癌的分期。
4.磁共振成像弥散加权(DWI)：近年来，随着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的不断发展，MRI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判断肺部病变的良恶性。特别是DWI，与传统MRI不同，DWI主要利用对水分子扩散运动敏感的脉冲序列来获取图像，具有无电离辐射、高软组织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等优点。 目前，DWI在肺部肿瘤检测及治疗反应监测中的价值日益凸显，但是相关临床应用仍较为有限。
1.痰细胞学检查：痰细胞学检查具有方便、无创等优点，适用于高度可疑肺癌并伴有咳嗽咳痰的患者。只要痰液标本检测出肿瘤细胞，就可以明确肺癌诊断，具有较高的特异度。 然而，其检出率高低与痰脱落细胞标本的采集、制片、阅片等各个环节的把控息息相关，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这导致其灵敏度相对较低，仅约16％，特别是对于中央型鳞癌的检出率相对较高，而对腺癌的灵敏度较差、检出率较低。目前，临床广泛采用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进行痰脱落细胞检查，相比传统制片方法，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能够去除非诊断性杂质成分，制作出观察更为清晰的薄层细胞片，能明显提高癌变细胞的检出率。
2.支气管内镜：常规的纤维支气管镜对于中央型肺癌的诊断率较高，但由于其管径和操作技术的限制，较难发现一些黏膜及黏膜下的早期病变和癌前病变，特别是直径≤２cm的病灶。自发荧光支气管镜(AFB)能利用不同组织中的自然荧光光谱不同来区分正常支气管黏膜、癌前病变及肿瘤组织，对原位癌和癌前病变的检出率远高于传统的白光支气管镜。 经支气管镜腔内超声(EBUS)利用支气管镜内置的超声探头进行实时扫描，能够准确定位到支气管外病变的具体部位。导航支气管镜包括电磁导航支气管镜和虚拟支气管镜两种主要类型。 电磁导航支气管镜利用电磁定位技术，通过胸部CT成像确定导航路径，使得支气管镜能够到达常规支气管镜难以检查到的支气管远端，特别是能够精确定位到肺外周病变。在临床应用中，电磁导航支气管镜已被证明安全有效，对于直径＞２cm的肺外周病变，其诊断阳性率较高，结合多种活检方式，可以进一步提高病灶活检的阳性率。
3.CT经皮穿刺活检：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是一种常用于明确肺部肿块或结节病理性质的方法，其准确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结节的大小、位置、内部特征以及CT扫描质量和穿刺活检针的使用技术等。 这是一项有创检查，在活检过程中可能诱发气胸、出血、空气栓塞等严重并发症。
１．血清肿瘤标志物：目前临床上常用于评估肺癌的肿瘤标志物包括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片段19(CYFRA21-1)、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 GRP)和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CEA是一种非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广泛存在于多种癌组织中，包括大肠癌、胰腺癌、胃癌和肺癌等。CEA的敏感性不高，在某些良性疾病中也可能升高。 ProGRP和NSE在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和监测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NSE联合ProGRP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灵敏度达88.1％，特异度达98.0％。CYFRA21-1是一种细胞角蛋白的片段，特别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如肺鳞癌和肺腺癌，其水平升高与疾病的进展和预后相关，CYFRA21-1诊断肺鳞癌的总体灵敏度为72％，特异度为94％。
２．肿瘤相关自身抗体检测：肿瘤相关自身抗体是机体免疫系统识别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而产生的免疫球蛋白。 这些抗体在肿瘤形成和生长的早期阶段就能够被检测到，甚至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目前针对中国人群选择的七种肿瘤自身抗体(p53、GAGE7、PGP9.5、CAGE、MAGEA1、SOX2、GBU4-5)已经在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抗体作为早期肺癌筛查的生物标志物，展现出较大的潜力。这些自身抗体的群体灵敏度为61％，特异度为90％，与CT扫描联合使用时，这些自身抗体能显著提高对磨玻璃结节和／或实性结节患者的诊断率。一项纳入120例早期肺癌（仅限Ⅰ期和Ⅱ期）及46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的研究发现，联合使用肺癌七种自身抗体检测和LDCT扫描可以显著提高早期肺癌的诊断效能，这种组合策略的灵敏度达到了96.7％，AUC为0.886，相比单一标志物的应用，低剂量 CT联合7种自身抗体检测在早期肺癌的诊断准确性和有效性上均有显著提升。
３．循环肿瘤细胞(CTC)：CTC是指原发肿瘤或转移瘤细胞脱落后进入体液循环的肿瘤细胞。CTC产生于整个肿瘤的任何时期，能为癌症早期的诊断提供重要帮助。 有学者对肺癌高危患者进行年度LDCT监测，在约3％的患者中检测到CTC，随后14年在CTC阳性的患者中发现肺结节，进而进行了及时的手术切除和早期肺癌的组织病理学诊断。研究发现，CTC计数与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使用可以有效区分良性和恶性肺结节，这种联合标志物对恶性肺结节诊断的灵敏度为80.12％，在早期癌症（ⅠⅡ期）中诊断的灵敏度为75.38％，此外，这些联合标志物可能对直径≤２cm的孤立性肺结节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其灵敏度为78.95％。 但是，早期肺癌患者血液中CTC较为罕见，其总体检出率相对较低，寻求高度敏感的CTC分离和富集方法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一个关键难题。
４．循环肿瘤DNA(ct DNA)甲基化：DNA甲基化是一种重要且稳定的表观遗传修饰形式，在癌症细胞中，DNA甲基化模式可能发生异常变化，这种变化被认为与肿瘤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分析ct DNA中的甲基化状态，可以非侵入性地评估肿瘤的存在，ct DNA 甲基化目前已经成为癌症无创诊断中前景广阔的分子标记之一。 研究发现，血液中的甲基化ct DNA作为肺癌早期诊断工具显示出潜力，总体而言，其诊断肺癌的总灵敏度约为46.9％，总特异度约为92.9％。这表明甲基化ct DNA在辨识潜在肺癌病例方面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尽管敏感性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ct DNA的种类、片段大小等尚未有统一标准，现有检测技术灵敏度较低，为了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仍需要更多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来验证。
５．血清Mi RNA：mi RNA通过调节基因表达参与细胞分化、凋亡等重要生物学过程，mi RNA可能通过影响这些过程间接地参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但是，目前尚未明确哪些mi RNA分子在早期肺癌中具有诊断价值，因此筛选出最适合用于检测早期肺癌的血清mi RNA分子及其组合仍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６．人类附睾蛋白4 (HE4)：HE4是一种由WFIKKN2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在正常情况下主要表达于人体的生殖系统和呼吸道上皮组织，最新研究表明，HE4也可能在肺癌等其他癌症中表达增加，HE4可能是早期肺癌较好的新型肿瘤标志物。肺癌患者血液中的HE4浓度显著高于良性病变和健康人群。在所评估的生物标志物中，HE4在肺癌、肺腺癌和肺鳞癌的诊断性能最优，这表明HE4在鉴别不同类型的肺癌组织学分型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HE4在早期肺癌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仍需要更大规模、更为系统的前瞻性研究来确立其在临床实践中的确切效果。
MiRNA由于其具有抵抗RNA酶降解的能力，能够稳定存在于痰液、尿液、血液等多种生物样品中，因此被认为是多种肿瘤的监测和预后指标。肺内气道肿瘤上皮细胞的脱落会随痰液直接排出体外，获取痰液样本相对便捷且无创，使得痰液成为研究肺癌生物标志物的理想来源之一。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痰液中的miRNA可能对肺癌早期的诊断提供帮助。 从痰液样本中检测非小细胞肺癌的miRNA，其诊断灵敏度为75％，特异度为88％，验证了痰标本中的miRNA可能是肺癌的无创诊断生物标志物。但是，如血液miRNA一样，目前尚未确定哪些miRNA对肺癌早期诊断具有最高诊断价值，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大规模的调查，筛选出痰液中具有极高灵敏度及特异度的MiRNAs组合，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不同种类的原子团振动的方式各异，因此每种物质都具有其独特的拉曼光谱特征。拉曼光谱技术可以用于检测肺部组织、血清、唾液、肺细胞等多种样本类型，是一种非侵入性无创检测方法。拉曼光谱用于诊断早期肺癌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性，是有前途的临床潜力。目前，拉曼光谱技术尚未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仍处于前期阶段，未来还需要更深入研究。
预测模型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对肺结节患者进行肺癌风险预测和评估，并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提供支持。 预测模型作为一种高效评估工具，因其优点众多而备受广泛关注。Mayo模型是首个用于预测肺结节良恶性的临床预测模型，该模型纳入临床特征（年龄、吸烟及恶性肿瘤史）和胸部Ｘ线特征（上叶结节、结节直径及毛刺征）进行研究，但其对结节特征的判断不够精准，因此诊断效果不太理想。北大模型(PKUPH)是国内首个基于中国人群建立的肺结节预测模型，以年龄、直径、边界、钙化、毛刺征和肿瘤家族史为独立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该模型目前缺少大量的数据资料验证，仍不足以临床广泛推广应用。氨基酸、肉碱指标与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早期肺癌预测模型，其诊断准确率为75.29％。然而，目前的研究者往往过于关注创建新模型，尽管新模型层出不穷，但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小样本、回顾性、单中心研究，通常缺乏外部验证，导致其普适性受限，诊断效能欠佳，临床有效性尚待证实。
AI技术可以高效处理海量庞大的数据，尤其在CT扫描和影像识别方面，AI算法能够自动分析大量影像数据，识别潜在恶性结节，提前发现患者的肿瘤风险，提升早期检测肺癌的能力。多组学技术通过结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代谢组学等多种高通量技术，可以在不同层次上综合分析生物标志物信息，将多组学数据与AI算法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能为临床医生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参考，提高肺癌检出率。AI技术在肺癌的诊治应用中前景十分广阔，通过多种数据整合和智能算法的运用，有望提升肺癌的早期发现率和治疗效果。
吸烟是肺癌最肯定的危险因素， 但肺癌的其他危险因素研究结果很不一致，如雌激素、饮食、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8及其参考文献]。
自20世纪中期，吸烟与肺癌的病因学关系得到验证。2005年哈佛大学学者发现，在全球人群中，约 70%的肺癌死亡归因于吸烟。我国云锡矿工职业暴露和筛查在国内较早开展肺癌病因探索的研究，乔友林教授在1985年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提示吸水烟与患肺癌的剂量反应关系，7.3~15.5 包/年和 15.6~61.0 包/年组与非吸烟者相比，OR值(OR值又称比值比，主要指病例组中暴露人数与非暴露人数的比值除以对照组中暴露人数与非暴露人数的比值，是流行病学研究中病例对照研究中的一个常用指标)分别为1.4和1.6。中国的烟草消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男性吸烟者患肺癌的相对危险度达 2.51， 尤其是非腺癌患者的危险度增加到了5.83。
综合目前欧洲、美国及亚洲研究结果认为：全球8%的肺癌死亡归因于细颗粒物(PM2.5)，尤其是对肺腺癌的增加风险更大。2013年，来自汽车、发电、工农业排放、热力和烹饪的空气污染物被列入致癌物名单。据估计，室外空气污染引起过早死的风险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高，但我国有关研究较少。最新对我国1990年和2010年归因于室外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的数据表明，2010年室外空气污染导致肺癌的死亡为14.0万例。由于肿瘤进展到临床型需很长时间，且对于空气污染物、混杂因素等测量存在困难，对个体的影响较难估计，还需开展国内空气污染物与肺癌的研究以得出准确结论。
室内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室内燃煤、厨房油烟、室内木材燃烧等对非吸烟女性的影响上。2010年，室内燃煤被归为一类致癌物，室内木材等有机物质的燃烧释放被归于2A 类致癌物。据估计，在亚洲室内燃煤致肺癌OR值为4.93。国内基于云南宣威肺癌高发地区的研究认为烟煤燃烧排放物中多环芳烃类化合物与宣威肺癌高发间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燃用烟煤的肺癌风险增加了7.7倍，最高地区达到了24.8倍。上海的一项研究也证明不具备良好通风条件的室内燃煤使用显著性增加了肺癌的发生率。
肺部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炎(COPD) (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 等被认为在肺部组织炎性反应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2012 年，国际肺癌协作组认为肺气肿使肺癌相对危险度提高 2.44 倍，慢性支气管炎为 1.47 倍，肺结核为 1.48 倍，肺炎为 1.57 倍。 而对于非吸烟者，肺气肿、 肺炎和肺结核也显著性提高了肺癌发生的相对危险度。实际上， 呼吸系统疾病与肺癌的关联研究仍有很多未知的区域，在未来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职业氡、砷及石棉的暴露被认为与肺癌存在关联。国际癌症研究所分别于1987年和 2001 年将砷及其化合物、石棉、氡-222 及其衰变物列为确定致癌物。氡-222 是一种天然放射性气体，被吸入后会对人的呼吸系统造成辐射损伤。 在众多与肺癌相关的环境和职业危险因素中， 放射性氡及其子体被认为是继吸烟之后的致肺癌第二大危险因素。我国云锡矿工肺癌病因学研究显示随累计氡暴露量的增加、肺癌的危险性递增，队列中氡暴露水平最高的1/4人群肺癌发病风险大概是暴露水平最低 1/4人群的 4 倍。砷暴露是肺癌发生的另一个高危因素。 不同地区砷暴露的环境、浓度均存在差异， 对同一砷暴露地区个体健康效应差异较大，需要更完善的研究。石棉粉尘暴露对人体的伤害很大，长期吸入能引起石棉肺、肺癌、胸膜间皮瘤等疾病。石棉暴露水平每增加 1f-y/ml，患肺癌的相对危险度增加 1%~4%，而 25~100 f-y/ml将使风险加倍。我国有关职业石棉暴露与肺癌的研究较多，且研究认为温石棉粉尘累积接触剂量和肺癌累积发病率之间具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
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的摄入，如豆制品、蔬菜、水果的摄入等都曾被提出可能与肺癌的发生有关，但大量的病例对照和前瞻性研究结果却并不一致。另外，身体质量指数（BMI）与肺癌发病风险的关系也开展了较多的研究。法国一项研究表示，在吸烟者中肺癌与BMI存在负向的剂量反应关系，与正常 BMI 组相比，BMI值为 25~29.9、30~32.4、≥32.5kg/m2 组其 OR 值分别为 0.9、0.8和 0.8。 其机制可能与吸烟引发的 DNA 损伤有关。而中国人群最新的一项研究支持BMI 较高是中国人群肺癌发病的保护性因素，BMI每增加 5kg/m2，肺癌发病风险降低 21%。但上海一项纳入74942人的女性研究认为，40 岁以上非吸烟女性的 BMI 与肺癌发生没有关联。以上流行病学观察及大型的随机对照干预试验说明，无论是营养饮食因素在肺癌中的作用，还是BMI 与肺癌发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尚未定论，特别是由于吸烟、食物摄入量测定、回忆偏倚、亚临床体重丢失等混杂因素的影响，尚需要进一步开展流行病与分子机制的研究。
女性肺癌的发生被认为与雌激素有关。雌激素可能直接通过促进细胞增殖而导致肺癌的发生。最早有关雌激素与肺癌关系的发现来自于上海女性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该研究发现肺癌高发，尤其是非吸烟女性肺腺癌高发与延迟绝经及更短的月经周期有关。其后，上海女性健康问题研究，护士健康问题研究NIH的膳食与健康研究这三个人群队列研究均揭示了内源性雌激素可能通过推迟绝经和延长生育周期来降低肺癌的发病。另一方面，新加坡 20 000 余人的女性队列研究并未发现生育周期长短与肺癌发病有关。总之，生殖和激素对肺癌的病因学作用研究仍存在较多争议，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相关结论。
肺是一个复杂而脆弱的器官，由许多细胞类型组成，具有支持气体交换的离散功能。极薄的肺泡膜使氧气和二氧化碳在血液和环境之间能够高效的交换，避免血液直接暴露在有毒气体、细颗粒污染物以及传染性病原体的大气环境中。图1所示是正常肺的解剖区域，包括近端和远端气道。近端气道由纤毛细胞、分泌细胞、未分化基底细胞、产生黏液的杯状细胞和神经内分泌细胞组成；远端气道由肺泡I型和II型细胞组成。肺微环境中的其他细胞类型包括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包括常驻肺泡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血管毛细血管排列肺泡壁，促进气体交换和循环免疫细胞的浸润。内皮源性血管分泌信号诱导和维持再生肺泡形成。大量的吸入颗粒物通过较大气道中的纤毛作用被清除，而传染性病原体则通过免疫细胞和吞噬细胞被清除[9]。
这种复杂的细胞群落可以经历细胞自主和微环境适应的积累，从而改变细胞分裂和死亡的平衡，并使免疫识别得以避免，从而导致癌症。多年吸烟可导致肺部的结构性损伤不断积累，表现为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气肿。这一系列的变化主要与NSCLC的鳞状亚型(鳞癌)相关。腺癌也可能发生在大量接触致癌物和潜在的肺损伤的情况下，但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低致癌物接触的从不吸烟的主要亚型。腺癌的进展与非典型腺瘤性增生这种特征不明显的恶性前病变有关。小细胞肺癌通常也发生在暴露于大量致癌物质的情况下，但它们起源于罕见的肺神经内分泌细胞，没有明确的肿瘤前病变特征[10及其参考文献]。
图1.正常的肺部微环境细胞组成，改自文献[9] Fig1。
从相对惰性和可手术切除的小细胞肺癌到具有高度侵袭性、广泛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在肿瘤亚群中识别驱动癌基因突变对于理解肺癌的差异至关重要(友情提示：以下内容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若想了解具体机理可详细查看，也可跳过此部分内容)。这些在激酶中获得的基因突变导致构成性信号传导，在易感细胞中，这导致几乎独立于其他改变的致癌转化。与非小细胞肺癌相关的癌基因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的激活突变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的易位。ALK易位将ALK激酶结构域置于5 '序列和多个其他基因的启动子元件控制之下，最常见的是棘皮微管相关蛋白样4 (EMAP4；由EMAL4编码)，以及激酶蛋白1重链(UKHC；由KIF5B编码)等。全面的基因组研究已经确定了肺癌的基因组图谱（图2）。
图2.非小细胞肺癌的遗传基因。根据组织学亚型，最常见的突变——拷贝数改变（a部分）和易位（b部分）。本图引自文献 [10].
在基因分析水平上，每个人所得的癌症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基因异常的更全面了解有助于未来更好的治疗。EGFR和ALK驱动异常主要发生在腺癌中（10-60%）。针对含有EGFR和ALK突变的肿瘤，已经开发了几种靶向治疗方法，它们具有非常高的部分反应率。然而，并非所有突变都是相似的（图3）。最常见的EGFR突变是外显子19缺失（E746-A750），外显子21 （L858R）和外显子18（G719C, G719S, G719A）替换，所有这些突变都对治疗有反应。然而，目前没有任何治疗方法能抑制外显子20插入突变的肺癌。癌细胞最终对这些靶向治疗药物产生耐药性；然而，耐药性发生的机制尚未完全了解。然而，EGFR突变的肺癌中最常见的耐药突变是T790M突变（也在外显子20上），现在有了高效的第三代抑制剂。
不太常见的变异也可做为治疗靶标，包括RET、ROS1和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易位，BRAF、MET (HGF受体)和HER2（也称为ERBB2）的突变，以及MET、HER2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 (FGFR1)的扩增（图3）。尽管肿瘤抑制基因TP53和RB1的突变经常发生在所有肺癌亚型中，但它们尚未具有治疗靶标性。TP53和RB1在所有小细胞癌中普遍缺失，在非小细胞癌中也经常缺失。KRAS癌基因突变在肺腺癌中很常见，在鳞状肿瘤中不常见，在小细胞肺癌中不存在。肿瘤抑制因子丝氨酸/苏氨酸激酶11 （STK11）的突变(也称为LKB1)也很常见，尽管该基因突变的治疗意义尚不清楚。
图3.EGFR和HER2突变的情况。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参与诱导受体同源和异源二聚化，从而激活下游效应物和导致细胞增殖、存活、基因转录和细胞周期进展的途径。在不吸烟患者中经常观察到EGFR的激活突变，而在吸烟患者中，KRAS基因的突变导致生长因子的释放，进一步刺激EGFR信号传导。酪氨酸激酶受体HER2是一种没有已知配体的跨膜受体。HER2的激活诱导同源和异源二聚化，从而导致下游效应物和通路的激活，从而产生多种细胞效应。粉红色和红色方框表示经常发生突变的基因。本图引自文献 [10].
与病毒类似，没有宿主，任何肿瘤都不能生长，因此，肿瘤必须分泌因子或使用其他手段来产生有利于生长和转移的微环境，这种微环境也通常称为肺肿瘤微环境(TME)。为了肿瘤细胞更好的复制，肿瘤细胞会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以保证充足的血液供应。其他有利于生长的分泌因子包括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HGF和sonic hedgehog （SHH）。其中一些因素目前用于靶向治疗以抑制肿瘤进展；例如，单克隆抗体贝伐单抗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舒尼替尼和索拉非尼靶向VEGF。与正常成纤维细胞相比，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已被证明能促进肿瘤生长，例如，这些基质细胞中PTEN表达的改变可显著促进肿瘤生长。
同时肿瘤为保护自身免受有效的免疫反应，必须发生基因改变，这种行为通常称为肿瘤免疫逃逸。TME中包括多种肿瘤重编程基质细胞，如图4所示。TME中免疫抑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细胞毒性CD8+T细胞的失活，这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未成熟树突状细胞（DCs）产生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其扩大免疫抑制FOXP3+调节性T （Treg）细胞的群体，进而抑制CD8+T细胞。树突状细胞还表达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配体1 (PDL1)，直接抑制CD8+ T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表达精氨酸酶1（ARG1）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有助于抑制T细胞。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也可以通过诱导Treg细胞或通过表达PDL1、PDL2和FAS配体（FASL）来抑制CD8+ T细胞的活性。 此外，肿瘤细胞可直接产生环氧化酶2（COX2）、前列腺素E2（PGE2）、PDL1和IDO等抑制分子，使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活性钝化。中性粒细胞是肺TME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它们通过分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 (IL-1β)和IL-6）影响肿瘤进展。肿瘤分泌可溶性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sRAGE），该受体系统性地激活骨髓中的成骨细胞，产生肿瘤浸润性唾液酸结合免疫球蛋白样凝集素F （SiglecF）中性粒细胞，通过增加血管生成、骨髓细胞分化、T细胞抑制和肿瘤细胞增殖来促进肿瘤生长。内皮细胞对各种来源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产生反应，包括肿瘤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以诱导血管生成。除了促进血管生成外，tam还可能通过分泌 IL-6、COX2、基质金属蛋白酶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MMP9）、MMP14等多种因子，激活其他途径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除了诱导血管生成外，NK细胞还通过NK受体下调、脱颗粒电位丧失和干扰素-γ (IFNγ)表达降低等功能失调表型介导免疫抑制。三级淋巴结构（TLS）中的B细胞既可以产生肿瘤特异性抗体，也可以经历诱导Treg细胞的功能失调状态。当使用靶向PDL1途径的抗体治疗时，一部分患者能够持久的抑制肿瘤细胞复制。
图4. 肺癌的异质性微环境。本图引自文献 [9].
以非小细胞癌为例，具有特定驱动突变的肺腺癌表现出离散的免疫表型(图5)。观察到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配体1（PDL1）在KRAS突变型肺癌患者中的表达增加，从而发现小鼠肿瘤中的突变型KRAS通过磷酸化ERK（pERK）信号或稳定PDL1 mRNA介导免疫逃逸来诱导PDL1表达。这些研究提倡使用ERK抑制剂或TTP来治疗KRAS肿瘤，TTP负责稳定PDL1。KRAS突变小鼠肿瘤中肿瘤抑制因子LKB1的缺失与免疫抑制性中性粒细胞积累增加、T细胞耗竭、包括白细胞介素-6 （IL-6）在内的促炎细胞因子增加和PDL1表达降低有关。虽然PD1单药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无效，但中性粒细胞耗竭或IL-6中和抗体可以恢复其治疗效果。同样，KRAS突变小鼠肿瘤中的免疫抑制可能是MYC共激活导致IL-23和CCL9上调的结果， 这介导了B细胞、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的排斥，以及促血管生成巨噬细胞的募集。正如预期的那样，抑制CCL9和IL-23可以减少myc诱导的肿瘤进展。临床观察发现上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肿瘤与高PDL1表达相关，这与EGFR驱动的小鼠肿瘤通过激活PD1和PDL1抑制T细胞功能的观察结果一致。棘皮微管相关蛋白样4 (EML4)-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融合癌基因驱动肺癌患者也表现出PDL1表达增加，在小鼠中，研究发现EML4-ALK介导的PI3K-AKT和MEK-ERK通路的激活上调了PDL1的表达。在致癌物诱导的肺肿瘤发生中，癌细胞中信号换能器和转录激活因子3 （STAT3）的激活抑制促炎趋化因子，增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MHC I）的表达，降低效应细胞因子，减弱NK细胞介导的毒性。 尽管有这些发现，致癌驱动因素与PDL1表达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争议，因为一项研究表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PDL1表达与突变的EGFR有关，而不是KRAS或ALK，而另一项研究未能将患者的PDL1表达与突变的EGFR联系起来147。在另一项研究中，在广泛的驱动突变驱动下，NSCLC患者的PDL1表达与mTOR激活相关，mTOR和PD1抑制剂联合使用可以减少小鼠肺癌的肿瘤生长，增加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并减少调节性T （Treg）细胞。一个新兴的概念为致癌基因协同驱动免疫逃避提供了支持。KRAS和MYC或PI3K和KEAP1-NRF2的共同激活可重编程肿瘤微环境（TME），从而促进肺腺癌。事实上，Keap1和Pten基因缺失可以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的效果 [9及其参考文献]。 由于癌细胞内在通路以独特的方式改变免疫，这就需要涉及大量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以确定特异性基因组改变如何影响TME组成和功能；这对于根据肿瘤基因组改变和免疫环境选择为患者设计联合治疗方案是有价值的。
图5. 肺癌细胞内在通路介导免疫抑制。本图引自文献 [9].
如前所述，肺肿瘤是异质的，在单个肿瘤中以及在原位肿瘤和转移肿瘤之间具有不同的遗传变异 (图6)。以非小细胞癌为例，驱动突变(如EGFR或ALK中的突变)发生在肿瘤生长的早期，并且均匀地存在于所有肿瘤细胞中。相比之下，分支突变局限于一个肿瘤内的特定亚克隆，导致相当大的肿瘤内异质性。分支突变可以发生在肿瘤进展的早期或晚期，并且可能是对治疗产生抵抗力的原因。分支突变通常被认为是驱动肿瘤细胞对外部刺激适应的结果；“最适合”的肿瘤细胞将胜过所有其他肿瘤细胞。因此，肿瘤异质性可能实际上代表了肿瘤细胞亚克隆的共生群落，每个亚克隆独立地提供支持肿瘤生长的因素或环境。
图6. 非小细胞肺癌发展的肿瘤内异质性。
肺也是各种胸外恶性肿瘤转移形成的常见部位。包括乳腺癌、皮肤癌和结肠癌在内的恶性肿瘤分泌各种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和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 (VEGFA)、胎盘生长因子(P1GF)、转化生长因子-β (TGFP)、肿瘤坏死因子(TNF)和赖氨酸氧化酶)，并释放细胞外囊泡进入循环系统，它们系统性地重编程肺微环境以产生转移前生态位(图7)。肿瘤源性因子也可以激活骨髓腔室，导致骨髓源性细胞的动员和募集进入肺部。总之，这些活动有助于在肺中产生转移前生态位。
图7. 肺癌转移生态位。本图引自文献 [9].
乳腺癌外泌体传递的microRNA miR-105促进了播散性肿瘤细胞(DTC)向肺实质的外渗，该细胞沉默紧密连接蛋白ZO1 (ZO1)，使DTC突破血管屏障。此外，CCL2梯度募集CCR2+炎性单核细胞，产生VEGF增加血管通透性。外渗后，转移前生态位有助于DTC在肺部的播种和定植。原发性乳腺肿瘤缺氧可上调赖氨酸氧化酶，赖氨酸氧化酶系统性地氧化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中的赖氨酸残基，导致这些分子在肺部的共价交联。胶原交联增加骨髓细胞的粘附，产生有利于DTC定植的微环境。血小板分泌CXCL5和CXCL7，其招募粒细胞促进转移播种。外泌体衍生的小核RNA(snRNA)激活肺泡II型细胞中的TLR3，诱导趋化因子分泌，进而介导中性粒细胞募集。中性粒细胞通过ALOX5依赖的白三烯合成，刺激粘附、趋化性和血管通透性， 以支持白三烯受体阳性DTC的定植。此外，细胞外基质（ECM）成分纤维连接蛋白使骨髓来源的VEGF受体1 (VEGFR1)+造血细胞聚集，导致CXCL12的产生增加，从而将CXCR4+ DTC募集到转移前壁龛。在播散DTC后，表达α4整合素的巨噬细胞与血管细胞粘附蛋白1 (VCAM1)+ DTC相互作用，诱导促生存的AKT信号传导。转移前肺中极化的中性粒细胞可能抑制CD8+ T细胞的激活，从而抑制抗转移免疫。随后，转移性生长得到多种途径的支持。中性粒细胞可能分泌组织蛋白酶G和中性粒细胞弹性酶，以蛋白水解降解抗肿瘤因子血小板反应蛋白1 (TSP1)，促进转移性肿瘤的生长。肿瘤分泌因子诱导趋化因子的表达；如S100A8和S100A9，通过肺内皮细胞和MAC1（也称为CD11b）+髓样细胞，通过诱导血清淀粉样蛋白A3 (SAA3)， 促进肿瘤细胞归巢到转移前生态位。值得注意的是，SAA3以TLR4依赖的方式刺激核因子-κβ (NF-κβ)信号传导，促进炎症介导的转移。DTC可诱导肺成纤维细胞表达骨膜蛋白（periostin）或tenacin C，分别通过WNT和Notch信号传导支持癌症干细胞（CSC）的维持和扩增。定植的间充质肿瘤细胞可能经历上皮转化，这是由旁分泌与重编程单核细胞相互作用支持的。髓源性蛋白多糖介导DTCs中TGF- β- SMAD2或SMAD3通路的抑制，诱导间质向上皮转化（MET）并促进转移性生长。通过另一种机制，间充质dtc也可以表达TSP2来激活局部成纤维细胞，从而促进癌细胞的MET。最后，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EPCs）和内皮细胞的浸润可以促进转移性生长，这有助于血管生成的转变。转移前生态位可能表现出抑制转移的特征， 表达CX3CL1的肺内皮细胞吸引CX3CR1+巡逻单核细胞，后者通过表达CCL3、CCL4和CCL5募集细胞毒性自然杀伤细胞（NK）抑制转移。类似地，转移性不正常肿瘤表达糖蛋白prosaposin，该蛋白系统性地重新编程肺中的髓样细胞以表达TSP1，从而抑制转移性生长。
除了极少数的患者存在手术机会外，化疗联合放疗的综合治疗仍然是不可手术的LS-SCLC的标准治疗方式。依托泊苷与顺铂或卡铂的联合用药仍然是LS-SCLC初始治疗的主要药物。
尽管SCLC对治疗的初始反应通常很显著，但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耐药性，超过一半的患者在2年内疾病复发。SCLC 治疗的最重要进展归功于放射治疗的应用，而近30余年的治疗模式并未改变，主要致力于探索放疗剂量和分割模式，取得一定程度的预后改善，但并未取得突破。免疫治疗的出现，为SCLC带来新的曙光。 目前，在 LS-SCLC 中，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探索有获益，也有不足，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探讨最佳放疗剂量、联合治疗策略，以让患者获得更长生存，使之成为潜在可治愈疾病。
同步/序贯放化疗仍然是不可手术的LS-SCLC的标准治疗方式。 1993年一项研究探讨了胸部放疗在LS-SCLC 的最佳介入时间，结果显示，早期给予胸部放疗优于晚期或巩固性放疗，其mOS分别为21.2 个月和16.0 个月，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分别为 15.4 个月和11.8个月。同步放化疗（concurrentchemoradiotherapy，cCRT）是在放疗的同时，给予患者口服或静脉的化疗药物，包括单独使用同步放化疗、术前同步放化疗、术后同步放化疗等。序贯放化疗（sequential chemoradiotherapy，sCRT）是指在化疗周期全部结束后进行放疗。cCRT与sCRT在LS-SCLC 中的mOS并无统计学意义差异，但 cCRT 较 sCRT 显著降低患者死亡风险[11及其相关文献]。
化疗大多数是通过其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杀死肿瘤细胞， 而免疫治疗通过激活自身的免疫系统来识别和攻击肿瘤细胞， 两者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为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可能机制主要包括： ①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ICD）： 细胞毒性化疗可以诱导肿瘤细胞发生ICD，促进肿瘤细胞抗原呈递和向抗原呈递细胞提供信号，加强免疫系统对肿瘤的识别和攻击[13, 14]；②免疫原性调节：肿瘤细胞暴露于非致命剂量的化疗药物时，肿瘤表型发生改变，从而增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lymphocyte，CTL）对肿瘤的杀伤力，化疗药物会参与多种免疫调节模式，进一步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15]； ③ 改善肿瘤微环境：化疗药物可以减少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因素，如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从而促进免疫治疗的疗效[13, 16]；④增强和恢复对化疗的敏感性：一些化疗耐药肿瘤患者在进行抗PD-1治疗后，对化疗再次激发有反应[17]。
远隔效应（abscopal effect）于 1953 年由Mole 首次提出 [18]，指在放疗中接受照射的肿瘤体积缩减，而另外的未接受照射的肿瘤也发生体积缩减的现象。远隔效应与肿瘤免疫密切相关，放疗可以促进肿瘤免疫的激活， 免疫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放疗引起的免疫激活过程，增加“远隔效应”的发生，进而对各个肿瘤病灶进行免疫杀伤 [19]，但其潜在机制尚不清楚，仍在探索之中。
放射治疗与免疫治疗在抗肿瘤方面具有协同作用：放疗通过增强抗原提呈、改变肿瘤微环境和免疫原性等方式激活免疫系统，而免疫治疗则进一步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来增强放疗的效果。而如何让其有效联合产生更强大的抗肿瘤效果是未来的探索课题，以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生存期。目前，全世界正在开展cCRT、顺铂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组、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信迪利单抗、阿得贝利单抗、恩沃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等多种免疫联合放化疗方法的临床实验[11及其参考文献]。
此外，免疫治疗的个体化和精准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基因测序和免疫表型分析等手段，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免疫状态和肿瘤特征，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随着新药的不断涌现和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相信未来会有更加有效和安全的治疗方案。
ES－SCLC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
在免疫治疗出现之前，化疗一直是SCLC的主要治疗方式。一线治疗药物是铂和依托泊苷或伊立替康，不能耐受顺铂毒性的患者可选卡铂。虽然SCLC对化疗敏感，但易于复发和耐药。拓扑替康是唯一被FDA批准的SCLC二线用药[12]。免疫治疗药物加入一线化疗之后，虽然带来了总生存期（OS）的提升，但一些患者因为合并免疫治疗禁忌等原因依然只能选择单纯化疗。因为单独应用一种化疗药物有效率低，且毒副作用大，所以联合应用两三种不同作用机制的化疗药物是常用的治疗方案 [20]。
1.卡铂+依托泊苷+长春新碱(Carboplatin+Etoposide+Vincristine，CEV)方案、依托泊苷+顺铂(Etoposide+Cisplatin，EP)方案、依托泊苷+卡铂(Etoposide+Carboplatin，EC)
CEV方案曾作为SCLC的一线化疗方案，但是因其更高的血液学毒性、黏膜毒性及间质性肺炎发生率而被疗效更高毒性更低的EP方案所取代。无论是广泛期还是局限期EP相较于CEV方案，患者的生存获益明显更好。目前，EP方案成为被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优选一线化疗方案。
但顺铂也伴随着明显的肾毒性、耳毒性、神经毒性及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副反应。卡铂作为第2代铂剂，不良反应相对较轻，常用来替代顺铂与其他药物组成联合化疗方案。研究表明EP 和EC两种不同化疗方案在SCLC中的疗效均没有明显差别[21]。因此，EP、EC都可以作为SCLC的一线化疗方案。对于肾功能不全或因神经疾病不能应用顺铂的患者，或者对恶心呕吐毒副作用耐受性欠佳的患者，选择EC方案不失为一种好的治疗策略。
2. 伊立替康（Irinotecan，CPT-11）和依托泊苷
CPT-11 和依托泊苷同属于拓扑异构酶抑制剂，CPT-11与铂剂联合组成的IP方案在SCLC中也有着较高的有效率，且可能在亚洲(日本)人群中效果更好[20及其参考文献]。
目前国内临床诊疗指南推荐的ES-SCLC一线治疗方案为4~6周期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EP、EC、IP、伊立替康+卡铂（Irinotecan+Carboplatin，IC）方案均是ES-SCLC的标准化疗方案。选择何种治疗方案要结合患者就诊时的具体情况，在权衡治疗效果与毒副反应之间做出适宜的临床选择。
靶向治疗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分子细胞生物学上的差异，作用于肿瘤细胞特定的靶点，特异性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从而治疗肿瘤的方法。
1. 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分子靶向治疗在SCLC 中，主要研究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C－KIT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GF－1R)。
EGFR突变主要发生在肺腺癌，其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 在EGFR突变的NSCLC患者中早已显示出与化疗相比的临床获益[20]。SCLC患者发生EGFR基因突变的概率仅有约4%。C－KIT及其配体干细胞因子在SCLC中高表达，伊马替尼和达沙替尼作为C－KIT的两种抑制剂，均未达到指定的标准(即无效)。IGF－1R 通常在肺癌中过度表达，在SCLC中的具体表达情况还处于研究地位，临床试验的IGF－1R 抑制剂包括: Linsitinib、Dalotuzumab、Cixutumumab 等。其中EP联合Cixutumumab 治疗据有临床效果[20及其参考文献]。
2．抗凋亡蛋白抑制剂
抗凋亡蛋白BCL-2在大约80%的SCLC中高表达，并且与化疗耐药性相关。研究表明，BCL-2 蛋白抑制剂Navitoclax( ABT－263) 在具有高表达BIM 的SCLC 中特别有效[20及其参考文献]。
3．靶向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
Notch 是 SCLC 在内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抑癌基因，DLL3 是Notch 受体配体家族的成员，能够抑制Notch本身的肿瘤抑制活性。目前该治疗方式仍在研究之中。
4. 抗血管生成抑制剂
血管生成被认为是SCLC疾病进展的重要致病机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是血管生成途径中的关键介质。包含SCLC 在内的许多癌种中，肿瘤血管生成已被认定为可能的治疗靶点，可以使用特异性结合VEGF的单克隆抗体(如贝伐珠单抗)或结合到 VEGF受体( VEGFR) 结构域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 ，如舒尼替尼或索拉非尼等。研究表明一线治疗中加入贝伐珠单抗PFS有所获益，但由于大部分数据来自II期试验，证据薄弱。尽管毒性可控，但仍需大量的临床试验证实贝伐单抗应用到临床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阿帕替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要靶向抑制VEGFR－2 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其关于多种实体肿瘤中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近年来文献也报道过阿帕替尼用于ES－ SCLC 治疗的病例，发现阿帕替尼可显著减轻呼吸困难等症状。目前阿帕替尼关于ES－SCLC的II期临床试验NCT02945852 正在进行中 [20及其参考文献]。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被广泛批准用于肺癌治疗，免疫治疗联合含铂双药化疗在近20年来首次被证实可以改善广泛期SCLC的预后[23, 24]。目前，常见的ICIs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 (PD-1)抑制剂、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 (PD-L1)抑制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CTLA-4)和delta样配体3(DLL3)等。
近年来，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在ES-SCLC治疗中取得关键进展。同时，ICIs联合抗血管生成、放疗等临床治疗新模式的探索也正在进行。目前，用于化疗联合PD-L1抑制剂的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和阿得贝利单抗联合化疗方案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ES-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化疗联合国产PD-1抑制剂的方法仍处于研究中。免疫治疗新药、新靶点、新联合模式也备受关注，为ES-SCLC患者治疗带来更多的希望和选择[23及其参考文献]。
胸部放疗能够改善SCLC患者局部控制率和提高远期生存。近年来，放疗在ESSCLC中只取得了部分进展，主要包括脑预防照射(PCI)和胸部放疗(TRT)。
ES-SCLC 患者脑转移发生率高达80%，但PCI对ES-SCLC的作用仍存争议。PCI能提高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R）的SCLC患者生存率并降低了脑转移的发生率。经一线治疗后有效的ES-SCLC患者接受PCI使1年脑转移率从40%降至15%，且生存时间显著延长，由5.4个月提高至6.7个月。上述研究结果使PCI常规应用于化疗有效的ES-SCLC患者被广泛认可，但也存在其他研究认为PCI的效果并不明显[22及其参考文献]。
1999 年南斯拉夫首次发现胸部放疗有效，但此研究结果并没有引起肿瘤学界的重视。2015年前瞻性Ⅲ期NTR1527试验再次证实了TRT在 ES-SCLC中的作用，作者建议胸部放疗应该成为ES SCLC患者化疗有效后的常规应用。基于国家癌症数据库(NCDB)的分析发现未发生脑转移的ES-SCLC患者在接受多药化疗后再接受PCI或TRT均能改善OS。目前，化疗后有效的患者接受胸部放疗已经成为ES-SCLC的标准治疗方案[22及其参考文献]。
目前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依然根据病理分期、分子类型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25]。如Ⅰ至Ⅲa期的早期患者依然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段，而晚期无法进行手术切除的患者在进行评估、分期之后则会选择相应的放化疗方案进行治疗[26]。另外，随着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研究的推进，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有了新的选择，多药联合方案可更好地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而近些年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更是开辟了肿瘤治疗的新道路，进一步提高肿瘤的诊治效果[27]。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依然以手术切除为主要治疗手段，手术方式主要包括传统的肺叶切除术、亚肺叶切除术、袖式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术等开放式手术以及现今广泛使用的微创手术。
化疗是肿瘤的常规治疗方式之一，既可单独应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起姑息治疗作用，又可以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与其他治疗方式相联合。而且化疗的时间选择也相对灵活，术前术后均可进行，术前化疗可降低肿瘤分期和提高手术切除率，术后辅助化疗有利于提高患者的5年生存率。对于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分期较晚的肿瘤来说，化疗可以有效预防肿瘤的复发和转移。 临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方案依然以含铂双药化疗方式为主，如铂类+培美曲塞、紫杉醇、吉西他滨等组成的不同方案，不同化疗方案在抑制肿瘤生长的同时，可不同程度地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不同病理类型对化疗的疗效反应亦有不同，腺癌和大细胞癌优选铂类+培美曲塞为一线方案；而对于鳞癌患者，铂类+吉西他滨则显示出更好的疗效和更长的中位生存期[28]。
靶向治疗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分子细胞生物学上的差异，作用于肿瘤细胞特定的靶点，特异性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从而治疗肿瘤的方法[25]。从广义上讲，靶向药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靶向肿瘤血管生成，包括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内皮抑制素的单克隆抗体。它们抑制血管生成和生长，从而减少内皮细胞转移。 另一类是作用于肿瘤细胞信号传导途径的小分子物质，通过抑制信号传导来抑制肿瘤的生长[29]。伴随医学的进步，目前已发掘出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c–ros 原癌基因1酪氨酸激酶（ROS1）、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因子及 v–raf 鼠科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 B1（BRAF）等为主的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靶点，相应的就有 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如吉非替尼，以及ALK–TKI克唑替尼、c–MET抑制剂克唑替尼、BRAF抑制剂维罗非尼和达拉非尼等靶向药物[12]。在实际临床中，EGFR和ALK是现阶段主要的耐药靶点，成为临床研究瓶颈。但随着分子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希望出现新的靶向药使更多耐药的肿瘤患者获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近年来已大大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向，ICI主要通过增强机体的自然肿瘤杀伤反应来起作用。主要的ICI包括针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TLA-4）的单克隆抗体，尤以PD-1和PD-L1最为典型。肿瘤细胞所表达的PD-L1通过结合PD-1跨膜受体来抑制T细胞，以逃避免疫监视。现已证明PD-1/PD-L1信号传导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30]。 肿瘤细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则取决于肿瘤PD-L1的表达，生存期和反应持续时间随着PD-L1表达的增加而增加。对于 PD-L1 阳性（PD-L1≥50%）肿瘤患者，单药免疫治疗在毒性和提高生存率方面一直优于化疗[25]。
随着免疫疗法被纳入肺癌治疗的所有阶段，也有一些实际问题必须面对，例如免疫治疗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有皮疹、瘙痒、腹泻、甲状腺功能障碍、结肠炎和肺炎等，在免疫治疗过程中应根据患者毒性轻重选择是否减少剂量，中断治疗或进行支持性管理等[30]。
放疗是一种局部治疗方法，以放射线照射为手段，对肿瘤进行治疗。放疗方式多样，包括三维适形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SRT)等[31]。与常规放疗相比，SRT 可降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减轻对免疫功能的损伤[32]。SRT 因其安全、精准等优势，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
人体内存在许多微生物群，其通过代谢、内分泌等不同的方式共同维持着人体内稳态，有益菌促进人体健康，有害菌则促进疾病如炎性反应、肿瘤等的发生、发展。
随着肠道菌群与肺癌的研究日趋深入，肠道菌群结构变化借助“肠–肺轴”、代谢物及免疫系统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肺癌的发生发展，也影响着免疫治疗、化学治疗效果[33]。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与肺部良性病变患者的肠道菌群存在明显差异[34]，反向通过利用失调的特异性菌群治疗肿瘤或参与肿瘤相关治疗过程是当今临床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定的临床效果。 肠道菌群影响着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免疫检查点阻滞治疗的反应，也是临床改善免疫疗效的突破口[35]。同时更多研究也进一步证实肠道菌群在改善肿瘤化疗不良反应等方面的作用，并通过粪菌移植的方式参与肿瘤治疗逐渐成为肿瘤防治的新手段[36,37]。
氩氦刀微创靶向手术系统（氩氦刀）以创伤小、毒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为特点，使肿瘤的超低温靶向冷冻和热疗成为现实。目前氩氦靶向冷冻治疗肺癌已经在国内广泛开展。在2005年开展的氩氦靶向冷冻治疗肺癌的临床研究中发现，700余例氩氦靶向冷冻治疗患者， 总有效率达94％，不良反应轻，IIIＢ及IV期患者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11.98个月。 氩氦靶向冷冻消融治疗对于实体肿瘤减负荷作用确切，对于肿瘤晚期无法手术、患者年龄大无法耐受外科手术、肺功能差、肺部慢性疾病如肺间质纤维化等以及基础疾病多的患者，都可减轻肿瘤负荷，且耐受性好 [45及其参考文献]。
氩氦靶向冷冻消融治疗的适应证包括：①无法外科手术切除、无法耐受外科手术的原发肺癌、继发性肺癌；②经多次化疗或放疗效果欠佳的肺癌；③原发肝脏恶性肿瘤、继发肝脏恶性肿瘤；④肾脏恶性肿瘤；⑤其他部位实体肿瘤。
氩氦靶向冷冻消融治疗定位准确，局部损伤小，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少。常见的并发症有：①麻醉药物过敏；②治疗过程中，局部或全身温度下降、寒战、甚至发生冷休克；③心脑血管以外或其他意外，直接危及生命；④肺瘤细胞坏死，迅速破碎，可能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⑤心悸，胸部压迫感、头晕、出汗、低血压休克； ⑥术后感染、发热；⑦局部感染、胸腔感染或败血症，局部穿刺点发生红、肿、热、痛，或全身感染如发热、寒战等；⑧术中、术后出血、渗液、渗血等；⑨气胸、血气胸、皮下气肿，严重时危及生命； ⑩损伤肺脏、局部神经或其他组织、器官。
VATS手术方式包括：电视胸腔镜辅助小切口手术，多孔胸腔镜手术，单孔胸腔镜手术(SP－VATS)，3D胸腔镜，达芬奇手术[47及其参考文献]。
随着医疗条件及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电视胸腔镜辅助小切口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y plus minithoracotomy，VATM)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逐渐被临床认可相对于传统开胸手术，VATM不仅具有手术切口小，不需要剪断肋骨，避免过度伤害胸壁皮肤、肌肉及神经等优点，而且能够更加彻底地清扫肺门纵膈淋巴结，同时便于安全处理肺门血管、支气管[47]。 多孔胸腔镜手术(multi port video 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MP-VATS) 包括4孔胸腔镜手术、3孔胸腔镜手术以及两孔胸腔镜手术，其中3孔胸腔镜手术为最常见。虽然3孔胸腔镜手术时间略短于SP－VATS，但术后恢复时间、术后疼痛程度等指标不如SP-VATS。SP-VATS 在位于腋前线与腋中线第4、5肋间作3～5 cm切口为操作口。 SP-VATS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在手术操作方面具有视野清、切口短、损伤小、疼痛轻、活动早和恢复快等优势，同时还减少了手术对肺血管的损伤，更符合微创化的理念。虽然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具有前述优点，但是二维VATS仍存在手术过程中视野失真、操作器械时器械角度限制、操作技巧的学习曲线较长等一系列难题。 因此，在二维VATS 的基础上发明了3D胸腔镜技术，其不仅能够还原手术过程中的三维图像，还可以将手术目标尽可能地放大，极大程度上改善了术者的视觉效果。达芬奇手术即机器人手术，其优点是在3D影像下关节能自由运动的机器人镊子，其精确的操作能够使复杂的术式变的简单化，同时克服胸腔镜手术的弱点。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仪器的成本较高，目前还不能广泛应用于临床。
属于肺积、咳嗽、痰饮、息贲等病证范畴。中医认为其发病乃因年老体衰， 慢性肺部疾患导致肺气耗损而不足，或七情所伤，气机不畅，或劳累过度，肺气、 肺阴亏损，导致正气虚损，阴阳失调，邪毒乘虚袭肺，肺之气机不利，宣降失司， 津液不布，聚而为痰，气滞血瘀，痰凝气滞，瘀阻络脉，痰瘀胶结，日久而形成肺部积块。
【辨证用方】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的辨证，重在辨别虚实之主次，以咳嗽无痰或少痰， 或痰中带血为主症者，多为虚证;以咳嗽痰多或咳嗽不畅，血痰或咯血，胸胁胀痛， 痛有定处为主症者，多为实证。虚证有阴虚、气虚、气阴两虚或阴阳两虚之不同， 以阴虚和气阴两虚多见;实证以气滞、血瘀、痰凝、毒聚为主。本病多因虚致实， 全身属虚，局部属实。治疗应注意虚实与轻重的夹杂，宜根据虚实主次的不同各有侧重。 “肺主气”，“肺为娇脏，喜润恶燥”，气虚阴伤是肺癌的本质，滋阴清肺、温阳益气、 化瘀解毒是主要的治疗法则。
1.阴虚内热证
【主症】咳嗽无痰或少痰或痰中带血，气急，口渴，心烦失眠，潮热，盗汗， 舌质红或绛，少苔或光剥无苔，脉细数。
【治法】滋阴润肺，解毒清热。
【主方】肺复方加减(黎月恒经验方)
【组成与用法】百合10g，生地10g，熟地10g，玄参12g，麦冬15g，当归15g，白芍10g， 沙参15g，杏仁10g，桑白皮20g，瓜蒌壳20g，黄芩15g，川贝母10g，牡丹30g， 白花蛇舌草30g，甘草5g。水煎服。
【功能主治】滋阴生津，润肺化痰。主治肺癌阴虚内热证。
【加减应用】气短乏力者，加黄芪、党参;胸痛、舌质紫暗有瘀斑者，加红花、桃仁、川芎; 痰血者，加黄炭、藕节炭、仙鹤草;低热者，加银柴胡、地骨皮;高热者，加生石膏。
【临床报道】治疗78例，治后症状改善、病灶稳定55例，瘤体稳定率70%，一年生存率59% (北京中医药杂志，1988，1)。
2.气阴两虚证
【主症】咳嗽少痰或痰中带血，气短，神疲，乏力，自汗或盗汗，口干不多饮， 面白无华，舌质淡红，苔薄，脉细弱。
【治法】益气养阴，解毒清肺。
【主方】加减生脉饮(《中华肿瘤治疗大成》)
【组成与用法】白参(蒸兑)10g，黄芪20g，麦冬15g，五味子12g，北沙参15g， 天冬15g，杏仁10g，百部15g，瓜蒌20g，桑白皮20g，蚤休30g，白花蛇舌草30g， 半枝莲30g，甘草5g。水煎服。
【功能主治】益气养阴，清热解毒。主治肺癌气阴两虚证。
【加减应用】咳嗽痰黏者，加紫菀、款冬花、枇杷叶、淡竹叶;痰中带血者，加仙鹤草、 白茅根、蒲黄炭;胸胁疼痛者，加红花、桃仁、郁金;纳少者，加砂仁、炒麦芽、鸡内金; 盗汗者，加煅牡蛎(先煎)、浮小麦、麻黄根。胸痛者加延胡索、薤白。
【临床报道用】生脉饮加减与其他辨证方结合放、化疗和免疫治疗中晚期肺癌117例， 完全缓解(CR)19例，部分缓解(PR)44例，总有效率53.84% (河北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 3)。
3.脾虚痰湿证
【主症】咳嗽痰多，胸闷气短，纳少腹胀，神疲乏力，大便溏薄，面色萎黄， 舌质淡胖有齿印，苔白腻，脉濡缓或濡滑。
【治法】健脾祛痰利湿。
【主方】加减参苓白术汤(《中华肿瘤治疗大成》)
【组成与用法】党参15g，白术12g，茯苓12g，陈皮10g，法半夏10g，黄芪15g， 怀山药20g，薏苡仁20g，扁豆10g，神曲15g，补骨脂15g，仙灵脾15g，臭牡丹30g， 白花蛇舌草30g，甘草5g。水煎服。
【功能主治】益气健脾，理气化痰。主治肺癌脾虚痰湿证。
【加减应用】痰多难咳者，加海浮石、瓜蒌;多汗气短者加白参、麦冬、五味子、冬虫夏草; 胸腔积液难消、浮肿者加葶苈子、龙葵、大枣、车前子;痰湿蕴而化热，咳痰黄稠苔黄腻， 脉滑数者，加川贝、桑白皮、瓜蒌壳、黄苓、鱼腥草;高热者，加生石膏、知母、 水牛角(先煎)。
4.肾阳亏虚证
【主症】咳嗽气急，动则喘促，耳鸣目眩，腰酸膝软，形瘦神惫，面青肢冷， 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
【治法】滋肾壮阳，解毒软坚。
【主方】金匮肾气丸加减(《中华肿瘤治疗大成》)
【组成与用法】熟地12g，山茱萸15g，肉桂6g，山药20g，北沙参15g，胡桃肉15g， 五味子10g，牛膝15g，肉苁蓉15g，补骨脂15g，陈皮12g，蚤休20g，白花蛇舌草20g， 甘草5g。水煎服。
【功能主治】补肾纳气，佐以解毒。主治肺癌肾阳亏虚证。
【加减应用】咯血不止者，加仙鹤草、藕节炭、蒲黄炭;喘息不宁者，加葶苈子、苏子; 胸痛不减者，加香附、郁金;阵发虚脱者，加黄芪、红参或西洋参; 纳差乏力者，加砂仁、炒麦芽、鸡内金;有癌性胸腔积液者，加龙葵、葶苈子、大枣。
5.气滞血瘀证
【主症】咳嗽不畅，血痰或咯血、气急，胸胁胀痛，痛有定处，失眠，唇暗， 大便秘结，颈部及前胸青筋暴露，舌有瘀或瘀点，脉细涩或弦细。
【治法】理气活血，软坚散结。
【主方】加减桃红四物汤(《中华肿瘤治疗大成》)
【组成与用法】桃仁10g，红花10g，当归10g，赤芍10g，生地10g，郁金15g，丹参15g， 三棱10g，莪术10g，枳实10g，露蜂房10g，瓜蒌30g，八月札20g，白花蛇舌草30g, 石见穿30g，甘草5g。水煎服。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理气行滞。主治肺癌气滞血瘀证。
【加减应用】痰血多者，加三七粉(冲服)、蒲黄炭、丹皮、茜草根、仙鹤草; 瘰疬难消者，加黄药子、山慈菇、生牡蛎(先煎)、夏枯草、猫爪草; 低热者，加银柴胡、青蒿、地骨皮;胸胁或周身痛甚者，酌加桂枝。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降低肺癌死亡率、提高生存率的最有效方法。在早期发现，有治愈的可能。但大多患者检查出有肺癌时已处于晚期阶段。在局限期(LS-) SCLC中，中位总生存期(mOS)仅为15~30个月[46]，中位OS EP治疗方案为14.5个月；2年、5年生存率EP方案分别为25%和10%；5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EP方案为13%。 在近30年里ES-SCLC的全身治疗标准保持不变，以基于铂类的化疗为主，中位生存期为9～12个月。在ES-SCLC中，EP方案为8.4个月，2年、5年生存率为4%和1%，5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EP方案为2%。高龄患者如不能接受外科治疗，其1年生存期仅为7％左右，无法耐受放射治疗。
a) 早期疾病：早期肺癌（即肿瘤仅限于肺部，没有转移到远处器官或淋巴结）的主要治疗方法是通过肺叶切除术、节段切除术或楔形切除术等手术切除肿瘤。新辅助治疗（手术前的化疗和/或放疗）有助于减小肿瘤大小，使其更易于手术切除。 手术后常常建议进行辅助治疗（化疗和/或放疗），以降低癌症复发的风险。在手术不可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放射治疗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作为主要治疗方法。也可根据特定的肿瘤特征考虑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应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讨论个体化治疗计划。
b) 晚期疾病：转移期肺癌的治疗，即癌症已扩散到远处器官或淋巴结，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包括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转移的程度和位置、组织学，遗传特征和个人偏好。主要目标是延长生存期，缓解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 全身疗法，如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转移性肺癌的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化疗常常是世界各地大多数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法，涉及使用在全身循环的药物来杀死癌细胞。通常使用联合化疗方案，药物的选择取决于癌症的组织学类型和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等因素。 靶向治疗旨在阻断驱动癌细胞生长的信号通路，对于肿瘤中发现特定基因突变或生物标志物的患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免疫疗法，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彻底改变了转移性肺癌的治疗。这些药物有助于刺激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癌细胞。局部治疗，如放射治疗和手术，可用于管理特定的转移部位或缓解肿瘤生长引起的症状。
不吸烟是预防肺癌的最佳方法。应避免的其它高危因素包括：二手烟；空气污染；工作场所的危害，如化学品和石棉。早期治疗可以防止肺癌恶化并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肺癌的预防包括一级和二级预防措施。一级预防旨在通过降低风险和促进健康行为来预防疾病的最初发生。在公共卫生方面，这些预防措施包括戒烟，促进无烟环境，实施烟草控制政策，应对职业危害和降低空气污染水平。肺癌的二级预防包括筛查，以便在症状变得明显之前的早期阶段发现疾病，并且可以适用于高风险个体。 在这一人群中，早期发现可以显著增加成功治疗的机会并改善结果。肺癌的主要筛查方法是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LDCT）。
1、肺癌患者无吞咽困难时，应自由择食，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应多吃一些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丰富的食品，提高膳食质量，为手术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营养状况较差，很难耐受手术的创伤，术后愈合慢，易感染，对手术康复不利。
2、要求饮食含有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素。在足够热量供应时，可以补充蛋白质营养，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在热量供应不足时，支链氨基酸也能提供更多的热能。要素膳的种类很多，应用时，要从低浓度开始，若口服应注意慢饮，由于要素膳为高渗液，引用过快易产生腹泻和呕吐。
3、术后饮食调配：术后根据病情来调配饮食。因为手术创伤会引起消化系统的功能障碍，所以在食物选择与进补时，不要急于求成。都要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果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是抑癌物质，能够阻断癌细胞的生成，另外大蒜也含有抗癌物质。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定期体格检查，及时诊断和治疗。
肺癌患者饮食宜忌-宜
(1)宜多食具有增强机体免疫、抗肺癌作用的食物，如薏米、甜杏仁、菱、牡蛎、海蜇、黄鱼、海龟、蟹、鲎、蚶、海参、茯苓、山药、大枣、乌梢蛇、四季豆、香菇、核桃、甲鱼。
(2)咳嗽多痰宜吃白果、萝卜、芥菜、杏仁、橘皮、枇杷、橄榄、橘饼、海蜇、荸荠、海带、紫菜、冬瓜、丝瓜、芝麻、无花果、松子、核桃、淡菜、罗汉果、桃、橙、柚等。
(3)发热宜吃黄瓜、冬瓜、苦瓜、莴苣、茄子、发菜、百合、苋菜、荠菜、蕹菜、石花菜、马齿苋、梅、西瓜、菠萝、梨、柿、橘、柠檬、橄榄、桑椹子、荸荠、鸭、青鱼。
(4)咯血宜吃青梅、藕、甘蔗、梨、棉、海蜇、海参、莲子、菱、海带、芥麦、黑豆、豆腐、荠菜、茄子、牛奶、鲫鱼、龟、鲩鱼、乌贼、黄鱼、甲鱼、牡蛎、淡菜。
(5)宜吃减轻放疗、化疗副作用的食物：鹅血、蘑菇、鲨鱼、桂圆、黄鳝、核桃、甲鱼、乌龟、猕猴桃、莼菜、金针菜、大枣、葵花籽、苹果、鲤鱼、绿豆、黄豆、赤豆、虾、蟹、银豆、泥鳅、塘虱、鲩鱼、马哈鱼、绿茶、田螺。
肺癌患者饮食宜忌-忌
(1)忌烟、酒。
(2)忌辛辣刺激性食物：葱、蒜、韭菜、姜、花椒、辣椒、桂皮等。
(3)忌油煎、烧烤等热性食物。
(4)忌油腻、粘滞生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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